[大家]抚今追昔忆恩师

本文发表于《现代工程科技·上旬刊》 2021年1期

陈白一先生不但是当代享誉国内外的工笔人物画大师，还是为我国美术事业发展做出过杰出贡献的领军人物。在半个多世纪中，不知有多少专业和业余的美术作者得到过他的悉心指导与无私帮助，我有幸就是其中之一。现在回想起来，有很多让我终生难忘的往事。

初作问世

时光倒转到上世纪50年代初，那时我还在长沙市八中读初中，过着家境殷实、衣食无忧的幸福生活。美术老师李立（齐白石弟子）发现我有些艺术细胞，刻意培养我，除在课堂上精心辅导、课下经常为我单独开“小灶”之外，还在学校的走廊里为我举办了一次有模有样的“个人画展”。老师和同学们都对我交口称赞，几位“校花”同学还经常闹着要我为她们画像，一时让我真有点飘飘然，竟做起了以后当画家的美梦。不料命运之神很快就跟我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

一天，我的父亲贺克旅作为参与长沙和平解放的有功之臣，因被同事诬告，突然遭到逮捕，陡然间我就像从天堂跌入地狱。首先我们全家被勒令搬出革命老人王季范（毛主席的表兄，与我父亲是忘年交）的公馆，好不容易才在湘江边找到一间破茅屋栖身。由于突然断了收入来源，生活陷入窘境，经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我母亲有时不得不到街边的小饭馆弄些剩饭剩菜，带回来给我和弟妹充饥。在学校里我成了反革命子弟，很多老师和班上追求进步的同学开始疏远我，几个平时玩得最好的朋友也被迫和我划清界线。总算熬到初中毕业，升学是绝无可能的了。为了生存，身体瘦弱的我只好到到社会上去做苦力，从帮人种菜、推板车，到和弟弟贺建成一起去湘江河里捕鱼，种种累活全都干过。但不论白天多累，不知怎的，一到晚上还是会情不自禁地找出纸笔，在微弱的灯光下画点什么，就像是要自觉完成艺术女神为我布置的日课。

李立老师非常同情我的境遇。他见我特别喜欢画人物，于是有一天他告诉我，要给我介绍一位画人物的老师，是他就读华中艺专时的同学，叫陈白一，现在是刚成立不久的省群众艺术馆的美术组长。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第一次去见陈白一老师的情形。那天我怀揣着几幅不像样的画作，诚惶诚恐地按照李老师写给我的地址来到陈白一老师家。他当时住在北门盐仓后街广益小学大门右侧一间面积不大、类似传达室的屋子里，他爱人王芝义是这个学校的老师。

陈白一老师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看得出他早已从李立老师那里得知了我的一些情况，我顿时感到有股暖意涌上心头。那时陈老师正值而立之年，个子高大，人帅气而朴实，眼神极其温和。他很仔细地看了我的画作后，没有给我廉价的夸奖和不负责任的鼓励，而是跟我讲起了画画的意义和学画的门道。因为对我的不幸处境略有所知，他更多的话是鼓励我在逆境中如何发奋努力并坚持下去。他还从柜子里拿出一大叠速写，都是他去年在洞庭湖工地上画的，这是我第一次亲眼见到专业画家的速写原作。他的画风尤其是他勾出的线条，有种特别的韵味，永远定格在我的记忆里。他又在纸上为我示范用线条抓形的诀窍并一再叮嘱要我多画速写，把形画准是学画的第一道关，不能动笔时，可以目识心记。

大概过了两个月，我又拿了些新作去请教陈老师。他二话没说，从中挑出来两张，说是要拿去给伍觉（时任《湖南日报》美术组长）看看。不到半个月，我的一张《收获马铃薯》的人物速写就刊登在《湖南日报》上，由此开启了我与这家报社长达数十年的情缘。这一年我才16岁。

几天后，收到了报社寄来的四块钱稿费，这对当时的我而言简直是笔巨款，也是我靠画画赚到的“第一桶金”。要知道，我平日里去推板车，累死累活一天才能挣几毛钱。当我从邮局取出钱后，立即跑到外湘春街的“和记粉店”，对着老板高声要了一碗“重挑”肉丝粉。自从父亲被抓走后，我只有很少几次来过这里，吃的还总是最便宜的光头粉。得益于陈老师的帮助，我终于可以用自己艺术劳动的所得犒赏一下自己了。

“新农民”画家

今年疫情期间闲来无事，偶然在网上看到我在1958年画的一幅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年画印刷品，被一位收藏者以一千元的价格买下，睹物思情，我再次想起了陈白一老师。

那是1957年冬天，我被株洲冶建二公司录用为宣传干事的第二年。反右运动之后，单位要将一些干部下放到农村去锻煉，要求下去的人在思想上要准备好在农村当一辈子“新式农民”。因为出身不好，我首当其冲地成了下放人员。很快，我就和公司十多名男女同事来到株洲县宋家桥乡天伦农业合作社落了户。没多久，席卷全国的大跃进运动开始，我们每天的劳动强度几乎达到极限，就连春节和大年初一都要打着赤脚在冰冷的水里挑塘泥，更不用说经常还要挑灯夜战。每天人虽然累得不行，但我仍坚持利用有限的空闲时间练习画画，有时也画一些反映农村生活的速写，向《湖南日报》《湖南农民报》等报刊投稿。那段时间，包括北京的《中国青年》杂志都刊发过我的作品。

一天，乡政府忽然来人通知我，说省里指名道姓要我作为“农民画家”代表去长沙开会。报到当天见到陈白一老师，我方才知道是经他提议我才当上代表的。陈白一老师这些年在工笔人物画上取得了很高的成就，画作《朝鲜少年崔莹会见罗盛教双亲》在全国获奖，他还当上了省美协副主席，成了湖南美术界的领路人。

会议闭幕后，陈老师为了推动全省的工笔人物画创作，在留芳岭艺术馆内举办了一期年画创作学习班，并特地将我留下。这期创作学习班的学员还有曾昭泳、邵春林、阳盛全等十来人，被戏称是湖南美术界办班的“黄埔一期”。陈老师白天辅导我们，晚上就在他办公室的小桌子上搞自己的创作，很多时候他总要我在旁边看他画画。他鼓励我也创作一幅年画，于是我就学着他的画法画了一个星期，没有模特仅凭想象，在一张4开纸上画了一幅《社里买了新式农具》。

画完后我立即赶回乡下，差不多忘了这事。没想到我的这张非常稚嫩的处女作，经过陈老师大力推荐，竟然又在《湖南日报》发表，随后又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印刷成单张，在全省新华书店发行。这正是前面提到的被网友收藏的那张印刷品的来历。

从这之后，我开始社会上有了点名气，不久就被株洲市委宣传部部长王又民看中，从农村调到《株洲日报》担任美术编辑，提前结束了我的“新农民”生涯。我命运的改变，与陈白一老师对我的大力提携是分不开的。

调省风波

自从我到《株洲日报》担任美术编辑后，画画的条件大为改善。可是不久顶头上司王又民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发配农村劳动，随后的“四清”运动中，我又因为出身问题，被认为不适宜在党的喉舌部门工作，下放到印刷厂去搞商标设计。一夜之间我从“美干”变成了“美工”，好在又有陈老师等贵人相助，很快我就被省委宣传部借调出来，为省内各种展览会和多家纪念馆画画，前后竟达八年之久。其中在韶山毛泽东同志陈列馆就有五年，让我侥幸躲开了“文革”期间社会与单位里两派斗争的激流险涡。

1979年春节，我照例去省文联向陈老师拜年，这是四人帮倒台后第三次向老师拜年了。这几年，我在美术创作上取得了一些成绩，经常有作品入选国家级画展，当然也与每次向北京选送作品时陈老师为我开绿灯不无关系（当年选送作品没有件数限制）。那天他家客人不断，我怕打扰他，稍坐片刻即起身告辞，没想到他坚持要送我下楼。在楼下院子里，他把手放在我肩膀上，高兴地告诉我一个好消息，说春节前省文联党组开会研究做出决定，要调我到省美协搞专业创作，充实省美协力量，春节一过秘书长王金星就会亲自去株洲调我。他再三叮嘱我此事暂时保密，不能让外界知道，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增加调动难度，要我先做好准备就是。

回到株洲，我兴奋得几乎一夜未眠，想到自己出身不好，又不是科班，而且还到了不惑之年，居然能到省里当专业画家，真是交了天大的好运！我当然知道这全仗陈老师的知遇之恩，心想到了省美协后一定要竭心尽力，不辜负陈老师对我的厚望。

春节过后，我迟迟没有等来消息。后来才得知围绕我的调动，竟引出了一场不小的风波。在省美协内部有支持的，也有反对的，但更大的阻力来自株洲方面。我在文化馆的几位同事纷纷打报告，坚决要求调离株洲，以此来要挟省文联，阻扰我的调动。在这种情况下，负责调我的王秘书长迟迟未去株洲给我办手续，陈白一老师迫于种种压力，为了顾全大局，最后也不得不放弃对我的调动。

1980年5月1日晚， 我在省文联大院黄定初家里与陈子云、詹鸿昌、邓平祥、刘范国等省美协几位朋友聊天谈笑，正当他们高兴地说到我们今后就是同事时，只见省美协某副主席神色凝重地走进来，把我带到门外，说他受文联领导委托，现在正式通知我取消对我的调动。他还以关切的口吻说如果我还想进省里工作，可以去潇湘电影制片厂找满维禄，那里正缺画布景的人，他可以帮忙打声招呼。

这事发生后，社会上对我生出了不少流言蜚语，说我在外边自吹牛皮说省美协要调我云云。但我还算想得开，把未调入省美协当作好事来安慰我的家人。将一件失败了的事说成比做成功了还好，这是我多少年来遭遇打击时自我宽解的一贯做法。

六月中旬，我到省出版社送一幅画稿，美术组长孟秉坤关切地问起我调文联的事进展怎样，我就将告吹的过程跟他说了。他听后沉思一会，忽然认真地问我：“想来这里啵？”我知道老孟绝非戏言，自从社里的美术编辑、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的符仕柱离开后，老孟就认为我是最合适的替代人选，也曾经问过我意向，但得知省美协正在调我就再未提起。这时我想起自己近期受到的种种委屈，当即向老孟表示：“想来！”老孟要我在办公室等他片刻，随后走出门去。仅仅过了十多分钟，老孟就和省出版局胡代玮局长快步走进来。胡局长热情地一把握住我的手，高兴地说：“小贺同志，欢迎你来到出版社工作，我们早就考虑你了！”胡局长的这席话，让我一时热泪盈眶。他就像生怕我被别人抢走似的，当即作出指示：一是从即日起先将我的借调手续办好，接着办正式调动手续;二是今天就安排我在招待所住下;三是让我先接手创刊不久的大型文学刊物《芙蓉》的美编工作;四是请编辑部主任朱树诚安排我办公的地方……

在随后的工作中，我很快就成为省会美术界炙手可热的人物，因为《芙蓉》杂志在全国很有影响，每期都要刊发一些美术作品和大量插图，这在发表作品的园地极为稀少的当年，自然成了很多画家眼里的香饽饽，更何况还有可观的稿费。因此想和我套近乎拉关系的人为数不少。

这期间我多次去见陈老师，向他汇报我的工作生活近况。他一直为我的调动失败感到遗憾，听后非常高兴和释然，像了却了一桩心事。

我在出版社工作了将近一年。由于局里政工部门的个别领导对我的家庭出身颇为在意，特别是在我档案到达后，几个月都迟迟不发正式调令，无奈之下，我只好向株洲原单位领导要求回去工作，出版社也并未挽留。

回到原单位后，在有些人眼里，我被看成一个从战场上退下来的败兵。一些好事者又做起了文章，造谣说我是省里不要被退回来的，肯定是我出了什么问题，企图把我打入另册。到了市美协换届选举时，将近二十个理事名额中，竟然都没有我的份，而我如果连个理事都不是，那我在群众文化馆的美术工作是很难开展的。不过真是老天有眼，临到正式选举那天上午，就在即将要求大家填写早已钦定结果的选票时，忽然有位美协会员高举着当天的《株洲日报》跑进会场，头版上用黑体字赫然登出一条消息，标题是“贺安成加入中国美协”。会场顿时一片欢呼，让主持会议的领导不知所措，或许他心里只恨这张报纸没有晚来10分钟，那样投票已告结束，生米煮成熟饭，我的理事资格只能等到下一屆再补选了。但还是有个别领导顺应民意，临时交代大家可以在已经印好的选票上用钢笔添上其他名字。我就这样才被“意外地”选上理事。在这之后，我走到哪里都有人笑称我为“钢笔理事”。

非难我的事并未就此中断，但是我总是置之度外，一心只想做好本职工作，再就是将两个儿子好好培养，让他们有出息，凭本事吃饭，不用看人脸色。

陈白一老师在长沙经常听到一些我在株洲遭受打压的情况，总是为我鸣不平，他曾以省文联领导的身份，对个别领头的挑事者进行过严肃的批评与劝诫。

后来我们一家走出了逆境：大儿子贺奕成为高考文科状元，在南京大学本科毕业后又到北京大学读研，成为作家和文化学者;二儿子贺羽考上了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后成为院长靳尚谊先生的博士生和中央美术学院教授;我父亲也得以平反昭雪，被追认为“因公牺牲”的烈士。当我将平反文件拿给陈老师看时，他感到非常欣慰，言语间透出好像早就预料到我会有这一天。

我工作的劲头更足了，在许多领导和朋友们的支持帮助下，我为株洲先后组织、策划过很多大型美术活动，每次都很成功。每当需要陈白一老师出面时，他总是有求必应，有一年陈老师还在《湖南日报》上撰文表扬过我。

画室惊魂

我现在要讲一个差点改变了湖南美术史、我也差点成为千古罪人的惊险故事。那是上世纪90年代初，为了继续追求我的艺术梦，我主动从株洲文联提前退休。在长沙一位姓李的企业老总支持下，我在他单位新建的办公楼里弄了个画室，并在旁边三间空置的房内布置了一个小型画展，隔三差五就会请些画画的师友来聚聚，听取大家的意见，以画会友。李立、王憨山、杨炳南、柯桐枝、刘开云、王孟林、凌文虎等等书画名家，都是我画室的常客。有天下午风和日丽，陈白一老师和夫人应邀在文联另外两位朋友的陪同下，兴致勃勃地也来到了画室。看完画展，他当即建议我再增加一些作品，在长沙举办一次正式的人物画展。恰好这位李总藏有一瓶陈年好酒，一直舍不得拿出来喝，听我说起陈白一老师很爱喝酒，就想用这瓶酒好好“孝敬”一下陈老师，说能和艺术大师共饮是三生有幸，酒有所值。结果临到要去街边酒楼吃饭时，李总忽然接到电话通知，要他立刻赶去总公司向北京来的领导汇报工作。李总不敢怠慢，只好交代办公室主任老谢代替他招待陈老师。席间我们几个人都不能喝酒，谢主任同样不胜酒力，但怕冷场，只好舍命陪君子与陈老师对饮起来，直到就把那瓶好酒喝了个精光。饭后，带着醉意的谢主任执意要请陈老师再去画室喝茶，我们一行又回到画室。刚刚坐下，我发现谢主任一脸煞白，讲话开始语无伦次，眼神也与先前判若两人，有些吓人的感觉。陈老师要我在画案上准备两张宣纸，他要为李总和谢主任写几个字留作纪念。正当陈老师准备起身时，只见谢主任突然“扑通”一下跪倒在陈老师面前，苦苦央求陈老师为他画幅老虎，而且一定要画三只，还必须是一只公虎两只母虎。原来他和堂客及女儿都是属虎的，真让我们哭笑不得。陈老师一看知道他喝醉了，就像哄小孩一样对他说：“好好好，今天只写字，以后再画老虎。”谢主任一听陈老师不愿意为他画老虎，径自起来直奔画桌，满嘴直喷“泡沫”：“什么大师，什么人民艺术家……你不画老子自己来画，画老虎有什么巧……”他抄起一支大斗笔，蘸上墨汁，在潔白的宣纸上一顿乱涂，随即又撕掉重来，还把墨汁洒到了墙上。就在我们几个文弱书生手足无措时，谢主任竟然顺手抄起一只瓷盘，对着陈老师用力扔了过去，瓷盘只差一丁点就击中陈老师的头部，哐当一声在墙上砸个粉碎。我们都被吓懵了，眼看谢主任准备再甩另一只盘子，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门口突然闪进来一个身高一米八几的大汉，原来是李总的朋友老罗。老罗猛扑上去，很快制服了近乎发狂的谢主任。我们惊魂未定，簇拥着陈老师夫妇飞快地离开了一片狼藉的画室。

第二天一早，李总备了礼物，一定要我陪他去向陈老师谢罪压惊。李总一进门就不停地说真是一万个对不起。没想到陈老师反倒笑着宽慰李总：“好多喝醉酒的人都是咯个样子。”从这件至今想起还令人后怕的事情中，可以看出陈老师待人的宽厚……

这段插曲过后不久，我果真遵从陈老师的建议，在湖南省国画馆举办了一次“人物速写画展”，算是我多年研习人物画的一次小结。

定居北京后，只要回到长沙，我总要去看望陈白一老师，去欣赏他无与伦比的工笔人物画新作，并汇报我学艺的进程和体会。我和陈老师的联系一直没有断过，虽然这时他在国内艺术界的声望如日中天，但对我依然平易亲近，充满关心。有一年他和儿子陈明大去北京会友，还特意要我作陪，先后拜访了我国著名的油画家罗工柳，国画家尹瘦石、潘絜兹等人，听他们的言谈交流，我受益匪浅。

再后来，陈老师从省文联大院搬到了河西一栋幽静的别墅里，安享晚年生活。那年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要为我举办一次个人画展，我去请陈老师为我题词，过后他饶有兴致地拉我陪他去旁边的池塘钓鱼。他居然还清楚地记得1973年，我俩在一个知青点体验生活时一同钓鱼的种种趣事。他还像解密似的对我说起当年我调省美协未果的一些内情，看得出此事一直让他于心耿耿。

陈老师去世的消息传来，我悲痛万分。在阳明山的追悼会上，我伫立在他的遗体前，含泪长久默哀，不愿离去。他生前各个时期的音容笑貌，就像电影镜头快进似的在我脑海中一一闪过。追悼会当天，《艺术中国》杂志主编曹隽平派记者采访了杨福音和我，追忆我们与陈白一老师的师生情缘。今年适逢陈白一艺术大展举办之际，《艺术中国》杂志又特向杨福音和我约稿，使我得以借此机会，再次在媒体上向我的恩师，也是我一生中的贵人陈白一老师，深切地表达我无限的敬意和感激！

2020年4月于北京方舟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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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工程科技杂志社编辑部

2022/05/09